通过研究，作者将共情机制分出7个等级。（可以看下自己属于哪个等级）

0级：完全没有共情。他们无法体会悔恨或内疚，因为他们压根不知道别人的感受是什么。

1级：可能伤害他人，但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有一定的反思，也会表现出懊悔。

2级：仍然有共情障碍，但他们对其他人的感受有了些许体会，不会发生身体攻击。

3级：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共情障碍，可能会对此做一些掩盖或者补偿行为，比如避免工作和人际关系。对这个等级的人来说，社交、寒暄都好似噩梦。社恐就是这类吧。

4级：接近均值的共情。相比女性，处在4级的男性更多。

5级：共情轻微超过均值，且女性数目超过男性。

6级：他们始终在关注别人的感受，而且会不辞辛劳地送上关怀和支持，正是所谓的高情商者。

那么，是什么决定了一个人的共情层次呢？

作者的答案是，这一切都取决于这个人脑中的特定回路，即 共情回路。

根据相关研究，人脑中至少有10个相互关联的脑区参与了共情：

内侧前额叶皮层 MPFC、眶额皮层 OFC、岛盖部FO、额下回IFG、躯体感觉皮层SMC、顶下小叶IPL和顶下沟 IPS、杏仁核……

好吧，上面这些专有名词你可能看不懂（我也看不懂）。

总之，我们的共情能力和大脑中的某些部分密切相关，那些在共情的钟形曲线上远远落后的人，他们的部分或全部共情回路的神经元活动比常人少得多。

03

我们大多数人的共情能力，大多处于3-5级，有些社恐，也有些情商颇高，但大体上可以正常生活。

但有一些时候，即使正常人，也会暂时关闭共情回路，比如在被强烈的愤恨、复仇的欲望所控制的时候。

所谓的“共情腐蚀”，便是指这种情况。

不过，因为各种原因，还有一些更为持久的心理特征也能引起共情腐蚀。比如那些零度共情的人群。

他们是怎样的状态呢？

首先，他们不知道给别人留下了怎样的印象，不知道如何与别人交流，也不知道如何预测别人的感受或者反应。

他们会彻底忽视其他人的感受，一切以自己为中心。

在作者看来，零度共情可以分为零度正面和零度负面两种形式。真正做出伤害他人行为的，都属于零度共情的负面形态。

作者例举了三种特殊人群：

1）零度负面B型

也就是在人格诊断中的 “边缘型人格障碍”的人。

边缘型人格人群往往会有自我毁灭的冲动、愤怒和情绪波动，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还很容易陷入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。

之前推荐过的美剧《梅尔罗斯》的主人公，可能就是边缘型人格了。

2）零度负面P型

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“反社会性人格”。

他们会不择手段地满足自己的欲望，遇到一点小小的阻碍就会暴力相向。

他们对别人的情感完全麻木，对他人权利完全漠视，为了达到目的，可以满口谎话，暴力相向。

很多连环杀人犯，都是这种情况。

3）零度共情N型

也可以称为 “自恋型”。

他们的语言和行为都可能冒犯别人，但他们不太会做出残忍的举动。他们只是完全不懂谦虚，认为自己比别人优秀得多。

自恋者可以外向也可以内向。内向的自恋者不善社交，但是还是有一种自命不凡的感觉，希望别人都来迎合自己，丝毫不肯妥协，或者总是愤愤不平，总在责怪别人做得不够好。

除此之外， 零度共情也有正面的例子：

1）阿斯伯格综合症。虽然共情缺乏，但是系统化的能力格外强大。对规律非常渴求。他们在数学、艺术等方面的天赋会很高。《雨人》中的主角，就属于此类。

2）典型自闭症。他们会把人当做物品，毫不关心。但他们没有攻击性。

04

那么，是什么造成零度共情呢？

作者总结了9-12个影响共情的因素。

1）意图。当你有明确意图的时候，可能会降低共情指数。比如外科医生专注于手术时，切开别人的身体，并不会引起不适。

2）威胁。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我保护。

3）文化约束。如果殴打仆人、殴打小孩、殴打妻子是被允许甚至被鼓励的话，人们对这些行为就会失去共情。

4）意识形态、信仰。历史上非常多的残忍之事，都曾借信仰之名。

5）早期经验。这个很重要，如果小时候受到过严重的精神伤害，大脑的共情回路发育也会不健全。

6）从众、服从。一种普遍的大众心理。

7）内群体/外群体。也是一种普遍的大众心理状态。

8）腐蚀性情绪的影响。愤怒、憎恨、妒忌、复仇心等。

9）生物学因素：基因、神经系统状态、激素水平、身体状态。

观察这些原因，你会发现，真的有基因的关系，和一些生物学方面的因素。这可能很难改变。

但还有很多社会性的原因，特别是 早期经验。心理分析学家和儿童精神病医生约翰·鲍尔曾对父母的拒绝做了著名的研究。

他发现，在孩子最初的那关键几年，爱护者给予他们的东西好比一罐内心的金子。父母用共情教会孩子适应社会，孩子就不太容易犯罪；而父母用体罚使孩子适应社会，孩子的犯罪可能就较高。

很多“反社会人格”“边缘型人格”人群，他们生长的家庭，常常有乱伦、虐童、家庭暴力和酗酒等现象。

早期剥夺会影响脑部发育，其危害可能无法逆转。

不过，相比于生物学因素，很多社会因素，是可以改变的，比如文化约束、意识形态的约束等等。

事实证明，一个在共情量表上得分较低的人，完全可能在干预之后提高共情。

这或许是教育能做的事情。

05

关于恶的发生，作者只提供了解释，但并没有提供改变办法。

如果恶只是一种生物学上的缺陷，那么，在未来的医学发展之后，是否可以被“治愈”？当然，这又涉及到伦理学的问题。

但至少，我们有了一条更科学的认知路径，对那些残忍的行为，有了更多背后归因的可能。而不是一股脑的，将它归结为魔鬼作祟，或者人的本质。

最后，作者问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：

如果一个明白无误的“邪恶”分子，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悔恨，也遭受到了惩罚，那么我们应该关注他的善良品质，并希望他改造吗？作者认为，应该。

因为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证明自己是在向作恶者表达共情，而不是再重复他的罪恶，把他看作一个物品而不是人。

你认为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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